当前位置: 首页>传媒>传媒万象>

《端》动荡: “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媒体?

时间:2017-04-14 14:37来源:FT中文网 作者:专栏作家 陈振铎 点击:
陈振铎:媒体更应该是平权、互相尊重与包容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我们”的聚合体,而不单是“反对主义”的聚合。

陈振铎:媒体更应该是平权、互相尊重与包容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我们”的聚合体,而不单是“反对主义”的聚合。

4月10日,《端》传媒总编辑张洁平发布《我们跌倒了,但会再来过,请你陪端走下去》告读者书,证实了一周前传开的、该媒体出现预算危机、要进行大裁员的消息。这也标志着2015年8月3日创设于香港的端传媒,两年不到,进入动荡的调整期。

或许很多大陆普通读者还对这家媒体闻所未闻,但从“占领中环”运动后开始成名于华文媒体的《端》,一直被两岸三地各方力量寄予厚望,甚至把其看做统协华文世界对话的唯一期望。对于这些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打击。

张洁平态度诚恳,没有详细说明举步维艰的原因,但一句“没有让好内容到达更多人”的有分寸的暗示,一周多的各种分析评论,都指向今日僵局的主要因素是其报道和评论题材的敏感性,导致在大陆被互联网“防火长城”封锁,以至于不为人所知,再加上开销巨大、部分投资人中途变卦等。

“端,不哭不哭,杠杠哒!”“端,棒棒哒!”“端,么么哒!”张洁平的文章刷屏朋友圈时,浮现的是B站弹幕风的言辞。这并不是讽刺、恶作剧或者没事看热闹,而是对这20个月端传媒的高识别度的部分观感形成的戏谑说法。

自讽为“社会学家”却时常在媒体和读者、编辑、记者打交道的笔者,是局外人,很难了解内情。但从 “占领中环”运动期间,被张洁平有民族志风格的现场报道吸引,到端传媒成立后看到张洁平成为主编后,把网站列入每日固定阅读媒体,最后和其年轻的评论部编辑任其然保持编读写互动,并在《法国华人如何走向街头》一文中合作,在长期观察和互动中,笔者形成了自己作为旁观者的“端印象”。

 

除了新媒之“新”、版面设计让人耳目一新外,版面和设计都真正从读者角度考虑,端传媒对大数据的流畅使用和视觉呈现,也符合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标准。它最吸引人的,是尽可能地以新闻精神平衡好事件背后的各方言论,以及对两岸三地公共事件的同步介入,这在后“雨伞运动”时期的香港政治、铜锣湾书店事件,以及乌坎事件、台湾“陆漂”一代的生存实录等议程中,都表现不俗。

这与几位创始人的教育背景,编辑和记者普遍接受过标准化的西式新闻和人文社科教育,人员组成上充分照顾到两岸三地的平衡也有关系。同时,它集结两岸三地、还有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使用中文撰述华语社会评论的年轻一代,虽然数量质量平衡有待改进,但端传媒已成为能供成长于不同制度环境的年轻人共同思考、对话,而不是各方自说自话的平台。

用严肃一点的话说,《端》是“反对主义”的忠实继承者,相对于传统文史出身、江河日下的老一代反对派中国报人,年轻、活力、虽有点卖弄、炫技、傲娇,但“反对”得光明磊落和更专业,仍是筚路蓝缕的华文媒体新秀。

这些个人观感,要回到端传媒创设的背景来看。整个大陆目前“舆论坚硬、时局艰难”,“莫谈国是”风声四起。而香港作为华文媒体的集散地,在《南华早报》被马云收购、铜锣湾书店事件等问题出现以后,也让不少人担忧香港新闻自由不保。但不管如何,“时政”作为一个切入社会舆论和引起各方共鸣的接驳口,是普遍规律,香港积累的法制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仍是现实。

在这个大背景中,与其追问所谓大股东蔡华是否有红色背景,不如观察总编辑张洁平的轨迹更有价值。中大出身、港大新闻系背景的张洁平,《亚洲周刊》、《阳光时务周刊》、《号外》以及《纽约时报》自由撰稿人,她的这条职业生涯轨迹,和整个大陆自“八九”以来所谓“自由派”的成长息息相关。

端传媒应该是说中国大陆自“八九”运动之后,“反对主义”媒体的最新代表,也可以看做是“南周系”分崩离析后“北上南下”的南下新支。这里有必要提起“南周系”的教父人物钱钢。张洁平在接受《人物》记者刘鹏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表示她的“港漂”起点来自于这名教父人物。钱钢是杭州人,从体制内的报告文学报道记者出身和成名,变成调查报道的先驱,最后停留在香港,主办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

该中心培养出来的记者,也是公民社会媒体人的摇篮。我多年前在杭州与一位曾经的“公知大V”交流时,听到杭州外国语学校的一批高中生对钱钢的这个中国新闻人才培养的飞地的向往时,已经默默感受到了这种新体制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笔者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除了张洁平本人外,端传媒的编辑记者团队,不少是这个中心培养的年轻人。从端传媒团队和《阳光时务周刊》旧团队的关系,以及张洁平在《香港三年》中谈到的观点,我更愿意把《端》看做是上述自由派轨迹借香港民主化运动落地香港,统协起两岸三地舆论的初步成果。

然而,笔者认为,张洁平曾经的一句“我不想再给世界制造垃圾”,以及《端》在上面提到的各种事件中自然流露的反对主义立场,事实上已经偏离了其自身倡导的客观中立的专业精神。再加上国际关系博弈中一直存在的各种运作机制的影响,其从专业出发的“反对主义”,会不会有意无意被它国操纵和利用,这个问题也需要思考。

这是因为,无论是“故事”,还是深度调查报道,再精美的形式,都是“技术”,最终都要回到观念和意识形态本身,以及背后的博弈。

《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为代表的两种深度报道模式,几乎已成为中国新一代年轻记者追求的目标。前者坚持“死磕”一切与所谓“民主”不容的人和事,用了看似非常专业和无懈可击的方法敲打政治和社会问题。后者用人文方法叙事,以更“软”的故事模式,呈现事实,把问题留给读者思考。

前者虽然创造了一个个“扒粪”新闻传奇,但那种美国固有的偏见,和偏见造成的刻板印象,也是众所周知。尤其是在国际问题的报道中,这种偏见,一方面成就了《纽约时报》,也让《纽约时报》遭受专业研究者的诟病。而《纽约客》则更像文人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平衡了相关国际议题。

这种分工,是得益于美国报界基于美国的社会模式,百年积累后形成的默契。华文媒体会不会走上类似模式?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媒体人和媒体研究者去探讨,对于笔者而言,在国际关系中,可以以媒体和学界进行的政治博弈因素,理解这种“反对主义”可能的风险。

澎湃旗下的《上海书评》,近日刊发了林行止的《冷战时期的文斗:中情局如何搞统战工作》,在中文保守民族、民粹媒体之外,罕见地以中立角度,分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时期,如何通过外围各种基金会、大学研究中心,用各种巧妙的手段对被其“统战”的传媒和文人进行收买的证据。

法国《世界报》3月刊发报道,根据2011年解密的研究报告,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法国实施过“文化战”行动,除了长期监视福柯、罗兰·巴特、拉康、阿尔都塞、萨特等人构成的左翼阵营,还通过扶持反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派”,诸如伯尔纳-亨利·列维,安德烈·格鲁斯曼等展开的“反极权的人文主义”研究,在1985年分化了左翼在法国的影响力,同时通过在美国大学以“法国理论”形式,办《文学研究》等杂志,在黑人、女权和后殖民研究领域,吸收这些因为美国的行动而开始走下坡路的左翼,进行收拢和统战。

虽然到目前为止,正在进行中的中美当代政治来往还没有到解密的期限,也无直接证据,单靠中国政府单方说法很难令人信服,但在国际关系中,这种普遍存在的常规手法,从中国大陆近年爆发的各种所谓自由派、反对派与中国政府的冲突中可以看到类似的套路,尤其是在维权律师、独立公民记者和社运组织等有所谓“死磕派”存在的领域。

我在《“死磕派”有无第三条道路?》一文中提出, 不成熟的“死磕派”在面对冲突时,没有寻求更多元化的对话和行动手段,却鼓励人作为英雄、用行动对抗政治机器,但机器是刚性体制,在对抗的人越来越多时,触发它的“防卫”,伤害了更多无辜普通的行动者。在公共空间中,“受政治机器伤害的人”的形象不断累积,建构出悲情的记忆。

这段话想说的是,无论是反对主义还是反对派组成的“推墙”和“翻墙”势力,投机势力盛行的所谓民主派或者反对派,还是媒体、学者,坚持自由民主和客观真实是要务,但也要质疑“美国”是否存在以自身的体制改造他国的动机,更需要关注那些因大陆言论管制、对民主未有彻底公开大讨论,而对所谓“死磕”的民主派背后复杂动机了解不深的普通人,最后“墙”未倒,这些没有“翻墙”成功的普通人,成为叫嚣最激烈、“翻墙”成功的投机者的牺牲品。

像端传媒这样有“锄强扶弱”的反对主义精神的媒体,精神可嘉。但很遗憾,在目前的报道和评论中,并未注意到这层国际关系博弈的要素。

张洁平在“告读者书”最后,悲情地提出“理想主义值得更多努力”,并“请和我们一起让它活下去”,推出会员计划、圆桌计划等纾困方法。而我作为一个读者,近期看到,正是由于不断弹出占整屏的会员招募广告,影响了阅读体验,再发现各种标题华丽、但实质内容并没有跟上的圆桌讨论占领了原来的深度报道位置时,开始感受到端传媒在内容呈现上在走下坡路。

怎么办?除了找到钱之外,或许她自己提出的“深度”、“泛华文”、“新媒体”三个仍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点仍是突破口。不过,我倒想用跟新闻无关、关于郎朗的故事来旁敲侧击理解这种变化。

中国钢琴演奏家郎朗刚入欧洲古典音乐市场时,各大评论普遍一个论调:“哦,天,这家伙是在弹钢琴还是Chinese gongfu show?”郎朗打破了古典音乐界普遍的中规中矩,这种破格,之前是留给古尔德这样的演奏天才的,而到多年后的今天,郎朗凭借难以复制的无穷无尽的精力、勤奋、对钢琴的独到理解以及独树一帜的风格,已经成为法德几大古典音乐频道提起频率最高的中国钢琴演奏家。

报馆、媒介、媒体,三个对传媒的定义,是有不同的指向和愿景的。前者代表文人办报的历史,第二种称呼代表专业化的各种平台。“媒体”,在我看来,在互联网已经把公民精神慢慢普及给中国大众时,更应该是平权、互相尊重与包容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我们”的聚合体,而不单是“反对主义”的聚合。

一个能统协两岸三地的媒体,要像火箭一样再次华丽丽地升起,关键是能从“反对主义”,进展为关注“人”本身。作为社会研究者和读者,我更愿意以研究了一辈子社会运动的法国社会学大师阿兰·图海纳的著作标题《我们,作为人而存在的主体》,作为对端传媒,以及它背后野心勃勃的新闻人的注解和期待。

(注:陈振铎,FT中文网专栏作家,法国中欧城市学会召集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生。个人微信公号《边城记》Deaudo。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责任编辑:佚名)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
用户名: 验证码:点击我更换图片
栏目列表
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