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智能”作“全能”
今年5月，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两份文件相继落地，态度十分明确：人工智能可以大有作为，但绝不是无所不能。越是好用、越要慎用，越是离不开、越要管得住，不能让其成为泄密的缺口、注水的工具、推责的理由。
严守安全红线，智能不能“越界”。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就《实施意见》答记者问时指出，智能体高自主性、高权限等特性也带来了隐私泄露、越权操作、行为失控等安全风险，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和创新发展。人工智能之所以便捷，基于其建立在数据的“交互”之上，公共模型依托云端算力，输入即上传，数据留存何处、谁在访问，使用者难以掌控。对普通人，这或许只是隐私问题；对机关干部，这就是纪律问题、法律问题。把涉密材料“喂”进模型，图的是片刻省事，交出去的是安全屏障。泄密往往发生在“顺手一传”之间，谁使用、谁负责，这条底线必须刻进日常操作规范。
警惕作风滑坡，智能不能“注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明确要求精简文件、提升质量，坚持“短实新”文风。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易造成数据与台账脱节、调研与实情不符。这种“AI形式主义”较传统注水更隐蔽，它不是简单粗暴地编数字，而是把“省事”包装成“高效”，用看起来很实的材料，掩盖不实的工作。材料只是工作的反映，键盘上敲不出民心，也出不了实绩。基层工作的真实情况，多藏在田间地头、社区楼院和群众诉求里，只能靠脚下走出来、现场问出来，不能靠关键词“生成”出来。给基层减负，减的是形式负担，不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压实主体责任，智能不能“背锅”。当前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在提质增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风险。有的企业用智能体生成文件直接递交，有的擅用他人肖像换脸构成侵权；等等。党政机关干部要多一分谨慎、少一分侥幸，人工智能没有主观故意，也不具备担责能力，每一次提交、每一份签字，最终都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倘若因人工智能编造的假情况、假数据干扰了决策，这不是技术失误，而是工作失职，既推不掉，也脱不了责。人工智能是工具，它可以辅助检索、整理、起草，却替代不了实地调查、独立思考和政治判断。工具越强大，越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真正的“全能”，从来不在算法里，而在责任与实干里。
